许纪霖 | 翻过格瓦拉一页，进入特朗普时刻 | 自由微信

许纪霖 | 翻过格瓦拉一页，进入特朗普时刻

2017-01-06 许纪霖之窗

▲华师大讲堂活动现场

摘要

从保守主义的本质而言，它都呈现出一种本位论的特点，以自我利益、自我价值为绝对优先，某一具体的保守主义它最大的对手是与其对位的另一种保守主义。

主讲 | 许纪霖撰文 | 文汇讲堂

美国大选后，说不尽的“特朗普现象”，世界格局走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对于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许纪霖来说，在21世纪保守主义浪潮的兴起过程中，特朗普的当选仅是这一浪潮的积极表现，“黑天鹅”其实是有迹可循。相对于特朗普而言，三大本位性保守主义对世界进程的影响，以及世俗与宗教间的冲突所带来的现代性文明的困境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2017年到来前三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主讲许纪霖教授与点评该校政治系吴冠军教授和在场的150多名师生完成了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最后一场终身教授报告会，通过网络直播，与全中国、全世界的听众共享了许纪霖教授《特朗普时刻，一个全球保守主义时代的来临》演讲。

▲主讲许纪霖（左）与点评吴冠军（右）

20世纪的格瓦拉被取代

21世纪右翼兴起

早年就对“保守、激进”这一主题颇有研究的许纪霖，在今年8月的时候，就抛出一个疑问“21世纪会是一个保守主义时代？”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在28日的讲座上，许纪霖认为这一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问号已经可以被句号代替。21世纪是一个保守主义时代。

许纪霖赞同以色列《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的观点：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切·格瓦拉。作为革命的英雄、反主流文化的代表、左翼运动的象征，格瓦拉代表着一个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但随着1990年代苏联的解题，全球左翼革命似乎被画上了休止符。1989年，年轻的斯坦福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还乐观地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从此人类将往西方为典范的自由民主方向演进。”

▲切·格瓦拉

对于左翼的衰落，许纪霖亦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他说，自由民主体制原本主要受到来自左翼的挑战，但如今左翼作为整体运动进入了碎片化的过程。只在一些较小的领域中发挥作用，例如同性恋、自然生态、女权、动物保护等，在这些领域中争取局部目标成为了左翼激进主义的常态。占领华尔街的左翼运动最后也以不了了之收场。

在左翼衰落的背景下，许纪霖却不像福山那样乐观，他更倾向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右翼保守主义渐渐兴起，并引发了更大的危机，渐渐成为了冲击主流体制的重要力量。特朗普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他的当选可以说开启了一个“特朗普时刻”。

▲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

被全球化抛离中三大保守主义的崛起

当人们在赞叹全球化的进程，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众多利好时，全球化的种种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正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原本偏安一隅的文化、文明随着人员的流动、金融的全球化过程被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激起了保守主义的反弹。正如福山的老师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96年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敏锐指出的“冷战终结的21世纪，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全球战场的轴心将从政治意识形态转向轴心文明的竞争。”

▲提出“文明冲突”观点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

宗教保守主义：

无法兼容于祛魅的世俗社会

许纪霖认为，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宗教保守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是全球化发展最快的30年，同时也是宗教复兴最迅猛的30年。当下，基督教徒占据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穆斯林占据约四分之一人口，据学者估计，2050年，穆斯林人数将与基督徒人数持平，2070年，将呈现超越趋势。

宗教保守主义的崛起是与宗教世俗化过程密切相关的。许纪霖看来，在世界五大宗教中，唯独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在世俗化进程中步履艰难，民主化的过程不仅没有促进它的世俗化进步，反而释放了社会底层伊斯兰原教旨的保守主义势能。并且随着大量穆斯林移民涌入西欧，也使得以基督教价值为核心的欧洲与外来的伊斯兰教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与紧张关系。许纪霖分析，早已世俗化的基督教社会，在面对来势汹汹的伊斯兰文明时，似乎又再次遭受了“蛮族入侵”。再难以以“文化大熔炉”身份出现的欧洲，也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倾向。西欧各国保守主义领导人的上台更好的证明这点。

同时，对于完全宗教化的伊斯兰教徒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与世俗化宗教社会的全面接触更极大的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因为对于穆斯林来说，他们的人生是属于真主的，是整全性的，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要顺从真主的意志，这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基督教已经经历的世俗社会的“祛魅”根本无法兼容，从而更加强了伊斯兰教的“逆世俗化”过程，宗教的保守主义革命开始在全世界蔓延。

▲提出基督教的世俗化过程是个祛魅过程的马克斯·韦伯

民粹保守主义：

全球化中失去优势者的抗议

英国脱欧、特朗普的上台被称为2016年的两次“黑天鹅事件”，被点评专家吴冠军教授喻为“政治科学家”的噩梦。而政治哲学家们却可以尝试来弥补政治话语与政治现实间的裂缝。这两件政治黑天鹅事件，无声地代表着民粹保守主义的胜利。吴冠军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只有经济、金融全球化了，财富急速的聚集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许纪霖摘引统计数据，发现世界上1%的超级富豪拥有了世界50%的财富，并且有50%的人只拥有不到1%的财富，导致中产阶级萎缩。根据福山的研究，美国出现了精英阶层的“再世袭化”。

▲希拉里与特朗普

许纪霖分析认为，希拉里的失败源于她对中部选区的忽视。原本作为民主党的票仓，在这次美国大选过程中，中部白人蓝领的选票却集中到了特朗普手中。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受到外来劳工、技术转移的威胁，中部白人蓝领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利，原本的优越感也逐渐丧失。来自生活的压力，使得他们抛弃了原本的民主党而转向了特朗普。在英国脱欧的公投中，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中老年公民在全球化过程中被逐渐抛离，全球化并没有给他们带去实利。许纪霖认为，脱欧成功，是老一代人对年轻时代的胜利。

处于社会底层的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民众成为了在欧美各国流行的民粹主义的中流砥柱。这些“无产者”激烈的抵制全球化，相互对抗，都欲将侵入本国的外人拒之门外，造成了民粹保守主义的抬头。

民族保守主义：

美国梦被篡改成“民族梦”

民族保守主义与民粹保守主义一脉相承，反对全球化经济、反对非法移民和外来异教。特朗普正是抓住了美国民族保守主义的心理，大打“美国优先”牌。特朗普甚至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我和希拉里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采取了美国优先政策。”

坐着“五月花”号踏上美洲大陆的新教徒，普遍认为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选民，他们都相信自己处于“山巅之城”。所谓美国梦，本非是民族之梦。许纪霖将其解读为美国人认为有责任拯救整个世界，是上帝所启示的全人类的梦想。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逆全球化的民族保守主义情绪高涨。于是特朗普悄悄将其篡改为民族之梦。许纪霖揣测特朗普之意，面对“异教”和“蛮族”的入侵，他要建立起一座封闭的长城，从崇尚“世界主义”重新回到“孤立主义”时代的美国。这在美国，也并非是毫无根基之谈。处于两大洋包围下的美国，19世纪初就有门罗总统的孤立传统。当代的亨廷顿等人很早就认为，文化多元主义销蚀了美国的灵魂，让美国的国家认同变得暧昧，美国将不成为美国，会像罗马帝国那样，因为事务自己的独特精神额灭亡。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这一传统得以被重新挖掘而出。

错综复杂的保守主义：

突出本位论的自我价值优先特点

可以分化为以上三点的当前保守主义浪潮，在许纪霖看来，其内部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有时相互对抗，有时又相互渗透。但从保守主义的本质而言，它都呈现出一种本位论的特点，以自我利益、自我价值为绝对优先，某一具体的保守主义它最大的对手是与其对位的另一种保守主义。当各种本位论的保守主义逐渐演变为各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决策理念的时候，这个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不确定性时代。

▲许纪霖的这场年末讲座，主题在开讲前几天发生了变化，更让现场听讲者云集

在讲座的现场，许纪霖以宗教和世俗冲突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一方面，穆斯林在当今经历了时代的挫败感。7世纪左右诞生的伊斯兰文明虽然晚于几大轴心文明，但后来居上。正如《剑桥伊斯兰世界史》中所言：全球穆斯林曾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在八到十八世纪的这段期间，从势力范围和创造力来看，伊斯兰文明都是全球的主导文明。然而到了近代，随着海洋民族的崛起，文明领跑者的火炬从中东转移到了西欧。强烈的挫败感是伊斯兰底层民众爆发出原教旨主义能量，产生了仇视心理；即使已经成功进入西方社会的穆斯林群体依然在精神上体验着某种屈辱感，反而更激发起自身对文化的强烈认同。

另一方面，冲突的产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保守主义之间冲突来自于对自身文化、文明的强烈认同，和对其他群体的贬斥。在许纪霖看来，《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正是明证。极端虚无主义的激进左翼与极端民族主义的保守右翼在反对穆斯林上形成了统一战线，构成了奇异的“同谋”；极端的世俗主义与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互冲突、震荡，一个诉诸于语言的暴力，另一个还之以肉体的暴力，“批评的武器VS武器的批判”，世俗的虚无主义与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以各自极端的方式，让今天的欧美动荡不安，演化成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冲突。

▲在八到十八世纪期间，伊斯兰文明是全球的主导文明

文明冲突的出路：

“对话和相互监督”中转化

许纪霖认为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其实可以转为“宗教人”和“理性人”的对立。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第二次轴心文明，将人预设为理性人。每个人都是有世俗理性的。但人性远比启蒙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情感和意志，同时有可能还是一个“宗教人”，不管如何追求世俗的成功和快乐，最终总是要面对世俗理性无法解答、而宗教所面对的诸如生命中的苦难、死亡、超度、永恒等这些与终极性相关的重要问题。现代性世俗文明只是创建了新的科学、法律和政治的上层结构，而在社会、道德与心灵的下层结构，依然是轴心文明主宰的空间。

当代著名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之前一直坚守启蒙的理性传统，坚信人的交往理性，但911事件之后越来越注意到世俗理性的有限性，越来越重视宗教在当代“后世俗社会”不可替代的力量，他与后来成为罗马教宗的拉辛格大主教多次对话，讨论理性与宗教各种的局限与互补性，形成了一个共识：西方的两大文化，无论是基督教的信仰文化，还是世俗理性文化，在事实上都没有普遍性，都有其内在的限制。于是，哈贝马斯提出了对话和互相监督的冲突解决模式。

▲当代著名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

许纪霖认为，如果世俗与宗教之间没有彼此的尊重与和解，这场战争将永无止境。所谓的和解之道，对进入欧洲社会的穆斯林而言，需要更多地世俗化，遵循文明社会的正义法则；而从作为主流的欧洲世俗社会而言，则应承认与尊重伊斯兰教的神灵与先知，他们不代表野蛮，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人类伟大文明的一部分。世俗对宗教可以有批评、有研究、有讨论，但不能用无聊的亵渎冒犯他者。这个世界需要更为温和教徒，也需要更为温和的世俗化。

两周前，这场年末讲座的主题是许纪霖的研究专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气质》，开讲前几天，题目发生了变化，更让现场听讲者云集。3个多小时中，面对网上和现场的提问，许纪霖教授的解答始终抱以全球视野、历史深度、学理分析。在全球化时代，以这样的话题送走2016年，或许正道出了中国学人和学子们内心普遍的忧虑和对世界的普遍关注。

更多精彩文章点击以下链接